然是歉收了，但是如今却有玉米、番薯和马铃薯三种杂粮填补这个空洞，使得百姓不必担心会挨饿了。
对于崇祯而言，这是一个糟糕透顶的月份。边军到处都在闹饷，到处都在发生兵变，最糟糕的是辽东的鞑子，似乎又不甘心继续沉默下去，开始蠢蠢欲动。早些时候，崇祯难得因为袁崇焕献五年平辽策而激动了一些，如今却是被这些家伙，还有陕西的民变而又郁闷了起来。
新拨下去的五十万两內帑，自然是没办法第一时间把军队给拉起来的。就算拉起来，也没办法形成战斗力。其实崇祯不知道的是，前次招兵，那是因为张知府的侄儿也在军中，所以粮饷才能够获得补充。如今张知府痛失侄儿，又没有安插什么亲戚加入这所谓的新军之中，这银钱自然是能克扣就克扣的。
至少，真正到达下面用于招兵的粮饷，五个府仅得二万两，这意味着每个府只有四百两的征兵费用。
五十万一口气吃下四十八万，哪怕是身处叛乱区域的知府都能够有那么可怕的吃相，还能指望和平地区的知府，能够多么尽忠职守？大明一年的盐税甚至不足一百万两，还要多方催促和询问，下面的人才会运到北京，作为一个政府，大明朝的确是有些悲催。
唯一值得欣慰的是，来宗道最后的建yì崇祯没有改，陕西免税两年依然是被贯彻了下来。这直接导zhì陕西的匪患比刚开始的时候，下降了七成左右。各路义军的下属或连夜逃走，或者结伙逃走的情况屡禁不止，队伍大规模缩水。
实际上，1628年还不是最好的造反年，这一天多少还有点雨水。直至下半年开始到第二年，那才是真正的大旱，颗粒无收再加上税赋繁重，这才逼得百姓不得不大规模的反叛。这个反叛，会随着1630的持续大旱，发展到巅峰。
如今张弘斌提前起义，带动了这些地方势力的反叛，但时机不对的情况下，大明的一份安抚诏令就让大部分的造反者，非常顺lì的回到了各自的家乡进行耕种去了。少数的坚实造反者也陆续失去了民心，不是投靠了更大...